人们总说，杭州的西湖十景，得山水之灵秀，藏江南之温柔，可毛主席去杭州，真是为了赏风景吗？建国后的20多年时间里，他去了50多次杭州，平均每年超过两次，你说山水再好，能好得过桂林？你说气候适宜，能胜过庐山？为何独是杭州，牢牢牵动着毛主席的心弦？
说来，毛主席是个极重感情的人，尤其对那些跟他一同闯过枪林弹雨、生死与共的老战友，更是念念不忘、牵肠挂肚。杭州，正好是三个他最牵挂的老部下工作和生活的地方。1970年代，浙江省委的一纸调令，将一个熟悉的名字重新带回杭州，那是谭启龙。
他并不是第一次主政浙江，早在1949年，他就担任过浙江省委副书记，后来调去山东，如今又被“请”回来，这一“请”，倒不是组织上客套，而是毛主席的深意。谭启龙这个人，毛主席非常熟悉，1933年，年仅20岁的他在瑞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，眼神清澈，语气坚定。虽然他没有参加长征，但在抗战时期，他在新四军里担任纵队政委，表现得极为出色。再说江华，算是杭州城里最早迎接毛主席的老熟人了。
1949年8月，浙江刚刚解放，江华便被任命为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，他不是普通的地方干部，而是毛主席井冈山时期的秘书。亲历毛主席闽西患病时最艰难的日子，江华陪着他走过了风雨飘摇的岁月，彼此之间的信任，远非官场上下级关系所能概括。江华在浙江工作时间超过十年，是三人中最长的，也因此承担了最多的接待工作。毛主席每次南巡，总要在杭州多停留几日，表面上是休息，实际上常常与江华长谈政事。
江华的低调、稳重、执行力强，是毛主席最看重的品质，他不像其他干部那样高调张扬，却能把浙江这块摊子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但若论毛主席情感最深者，还得说是“谭老板”——谭震林，这个“谭老板”可不是经商的，他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常以商人身份活动，于是大家都叫他“谭老板”。
毛主席听了觉得有趣，也就这么叫开了，这称呼一叫就是几十年，情分也就这么沉淀下来。1927年底，谭震林追随毛主席上井冈山，不久即参加遂川战斗，枪林弹雨中结下的情谊，岂是后人可以想象的？建国后，毛主席把谭震林安排为浙江区第一书记，这是极大的信任。江浙一带历史复杂、经济重要，管理起来可不是轻松活，毛主席不放心别人，只能让“谭老板”坐镇。
事实证明，浙江在谭震林主政下迅速恢复经济、安定社会，毛主席多次去杭州，也正是对这位老部下的肯定与鼓励。历史是一条回旋曲线，时间从不按顺序书写情感。毛主席的杭州情结，从来不是纸上的安排，而是在历史的风霜中慢慢积淀的信任与情谊，他每一次南下，似乎都在寻找旧日的影子：那个在井冈山山林中穿梭的秘书江华，那个用“老板”身份掩护革命的谭震林，还有那个20岁就投身革命、后来两度主政浙江的谭启龙。50多次杭州之行，是毛主席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信任地图，是他用心感知下属安危的体贴表达。
不是每次都召开大会，也未必每次都布置任务，但每一次到访，都是一次无声的肯定，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政治智慧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何偏爱浙江？为何不是湖南、不是四川、不是延安？也许因为浙江的经济地位，也许因为它的战略位置，但更重要的，是他在那里安排下了三个老部下、三个“心肝宝贝”。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，建设任务千头万绪，毛主席不可能事无巨细，但他深知，选对人比建几座厂房更重要。浙江需要安稳发展，就必须有他信得过的人坐镇，而他信得过的，正好都在那里，所以说啊，毛主席的杭州之行是一场场心灵的回访，也是一次次对革命情谊的回望。
在他的政治逻辑中，人是最关键的变量，他从不迷信制度，却极度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。浙江，毛主席看到了“二谭一江”的执行力、战斗力和忠诚度，自然也就放心把这块重地交给他们打理，不是山水留人，是人心留人。杭州的西湖固然美丽，但在毛主席心中，更美的是那些曾在腥风血雨中并肩作战、如今仍坚守岗位的老战友，他们就像三盏灯，照亮着毛主席心底的江南，也温暖着新中国初期最艰难的岁月。今日的人们再游西湖，多是赏花赏景，极少知晓主席当年的那份牵挂，或许，只有走进毛主席走过的小营巷纪念馆，看着墙上那一行行记录下的视察次数，心中才会隐隐生出一种感动，那是一个领袖对江山社稷的责任，也是对老部下深沉的牵念。
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会押韵，毛主席那种对人心的精准把握，以及在复杂政局中审时度势的能力，让人感叹：真正的伟人，从不只是靠权谋，更靠人情、人性、人心。杭州，是毛主席心里的“第二延安”，而那三位老部下，或许是他在江南最坚固的防线。参考资料：杭州，与天下人共享.2025-02-08 10:13·钱江晚报杭州记忆丨“西湖第一名园”里的那些往事.浙江日报2019-04-06 07:23第二故乡的永远情怀：毛泽东在浙江——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.2013年12月25日16:08 来源：浙江日报